洗衣店

2023年10月。
德国。

旅行时，总免不了要换洗衣服。尤其我，无论旅途多长，总习惯只带三四套衣物轮替，尽量把登机背包的重量控制在七公斤以下。

非常喜欢洗衣店的氛围。那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，偌大的落地窗让外面的人可以看进来。洗衣店像一种充满仪式感的“进行式”：先把机器上的操作说明细细读一遍，深怕漏掉任何步骤；再把脏衣服摊在桌上，一件件检查口袋里是否遗留卫生纸或票据；接着将衣服缓缓塞进洗衣机，关上舱门，把硬币一枚枚投入，最后按下启动键。

当衣服开始在滚筒里旋转舞动，屏幕上的数字缓缓倒数，也意味着我必须把接下来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交出来。

坐在洗衣店里，我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带着明确目的地耐心等待。那一个小时，像一场短暂的小旅行，让人暂时脱离行程表，与现实拉开一点距离。

洗衣店总给人一种“再出发”的感觉。衣服上的污垢、汗水，以及舟车劳顿从一座到另一座城市交织留下的气味，被浓烈得有些刻意的洗衣剂香味覆盖、洗净；而人也仿佛在等待的过程里，被重新整理了一遍。

洗衣店也是许多电影情节发生的场景。陌生人之间，不经意地眼神交汇，然后又略显尴尬地移开；或者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几句。

在这一个小时里，人与人之间仿佛处于一种短暂而微妙的共处关系。彼此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也不会真正走进彼此的生活，却因为共同等待一桶正在旋转的衣服，而共享了一段安静的时间。萍水相逢，毫无负担。

有人低头滑手机，有人发呆望向窗外，有人抱着刚烘好的衣服匆匆离开。每个人都只是彼此人生里短暂出现的过客，却让洗衣店这种平凡空间，多了一点电影般的温度与故事感。

贫富悬殊

2026年1月。
德国。

关于“贫富悬殊”，今天想讨论的并不是账面上的净资产，而是一个人的精神结构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形成不同的应对方式。真正影响人生路径的，很多时候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在面对风险与未知时，人如何选择自己的准备方式与行动节奏。

在一些情境中，人会通过提前设想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来获得一种稳定感；在另一些情境中，则更倾向于相信流程与现场调整，让事情在发生中逐步成形。两种方式并没有明确的界线，有时也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。

前阵子在厨房当义工时，我和一位大姐聊起准备工作的进度。我说，其实不用太担心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。她提醒我：“话别说得太满，自以为是最容易出问题的。”她提到自己过去参与过多次义工协调，也经历过临时状况带来的混乱。

在那个场景里，她的提醒更像是一种经验性的习惯反应，而不是对当下状况的否定。

我则回应说，如果食材已经准备好，流程也大致理顺，其实可以不必一直处在紧绷状态；相对放松一些，反而更容易应对现场变化。我也提到，希望团队在工作过程中不需要持续承受不必要的压力，因为很多问题是在发生的当下才真正需要处理。

她听后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后来我意识到，在类似的协作场景中，人们对“准备”的理解方式并不相同。有些人更习惯通过反复预想风险来获得稳定感；有些人则更依赖流程与即时应对来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。

这些方式并不互相排斥，也常常在不同情境中被同一个人使用。所谓“精神结构”，更像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应对习惯，它与经历、环境以及当下所处的位置有关，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判断标准。

瘾头

2025年11月。
德国。

某天，A趁我在内观十日担任义工、与外界完全断联时，毫无预警地跟着M去跳了伞。等我拿回手机，看到他发来的影片时，心里第一反应竟是替他开心，他又解锁了一项全新的体验。

后来我们视讯聊起细节。对于惧高的我来说，很难想象悬浮在半空、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惊恐。但A却异常平静。他说大家一直问他紧不紧张，反而让他有些不耐烦。事前，他已经在脑海里把每一个步骤演练了好几遍：直升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冰冷的空气猛地灌入，他慢慢挪到门边，双脚悬空，然后纵身一跃。据他说，在那短短几秒里，确实有一种“活过来”的感觉。

当人从高空跃下，大脑会将其判定为高风险情境，从而激活“战或逃反应”（Fight-or-Flight Response）：肾上腺素飙升，心跳加快、呼吸急促、注意力高度集中。多巴胺的增加带来兴奋与愉悦，甚至隐约的“上瘾感”；与此同时，内啡肽也可能释放，像一种天然止痛剂，让人感到轻盈甚至飘然。然而，除了那几秒短暂的飘然之外，当降落伞缓缓展开、在空中滑翔时，A并没有再感受到什么特别，而只是安静地俯瞰风景。

事后，M兴奋地追问他的感受，A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“还不错”。在M不甘心的追问下，他解释，那不过是身体在同一时间释放多种愉悦激素的结果。如果一味追逐这种感觉，本质上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上瘾。因此，他不会像M那样，每个周末都去跳几次，只为重复那份刺激。

自从戒酒之后，我和A也慢慢意识到，我们并没有真正摆脱“瘾”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去处：A转向游戏，而我则把更多时间交给了手机屏幕。或像现今市面上流行的开盲盒活动，对象不同，机制却如出一辙。

大脑在进化中被塑造成不断强化那些有利于生存与繁衍的行为，而所谓的“瘾”，或许只是这套机制在现代环境中的副作用。在资源匮乏的时代，人们需要不停行动，打猎、耕种、觅食等，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“无所事事”。注意力总是被外界真实的需求牵引着。

但在今天，机器替代了大量劳力，时间被释放出来，却没有被重新安放。于是，“无聊”开始出现。这种无聊并不只是缺乏事情可做，更像是一种内部的空转。当外界不再持续提供明确的生存目标，大脑依旧在寻找“下一件重要的事”。如果找不到，它就不会安静下来，而是转向那些更容易获得反馈的刺激：屏幕、游戏、信息流，甚至任何可以迅速填补空隙的事物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人并不是无法忍受无聊，而是大脑无法容忍“无意义的空档”。在进化的逻辑里，长时间的无所事事意味着风险：资源减少、警觉下降、机会流失。那种隐约的不安，像一种低强度却持续存在的信号，推动人去做点什么。哪怕那件事本身并不重要。

于是我们一边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时间，一边却更频繁地感到被填满的冲动所驱使。不是事情变多了，而是空白变得难以承受。也许所谓“无聊”，并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一种被误解的状态，它既可能是匮乏，也可能是一种尚未被学会承载的空间。

我非常喜欢意大利人“dolce far niente”的生活哲学。直译是：“甜美的无所事事” 或 “什么都不做的甜”。拆开来看：dolce：甜的、愉悦的。far：做。niente：什么都没有。合在一起，不只是“闲着”，而是：有意识地享受什么都不做的状态。

在很多文化里，“无所事事”常带一点负面意味，比如浪费时间、不上进、懒散等。但 dolce far niente 恰恰相反，它是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生活态度，比如：坐在阳台发呆，看光线慢慢移动；喝一杯咖啡，却不刷手机、不聊天。又或者什么都不计划，只是存在并愉悦感受周遭的变化。重点不是“没做事”，而是我们并不急着用任何事情填满这个空白。

愿你我都学会品尝，那份无所事事的丰美。

选择

2024年5月。

阿尔巴尼亚。

当我们谈论“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”时，往往把焦点放在选择本身，却较少凝视那些在选择之前，早已铺陈好的底色：遗传的基因、先天的体质、潜伏的疾病，以及出生环境所编织的无形框架。

有些人尚未学会站立，命运已替他们划出边界；有些人还未开口表达，身体已先替他们承受限制。这些并非出于个人选择的条件，像一条隐形的河道，默默决定了水流的方向与速度。在这样的前提之下，我们所称的“自由意志”，是否只是沿着既定河床流动时的一种局部偏移，而非真正的自主开辟？

或许，自由从来不是毫无限制的广阔原野，而更接近于一间带着边界的空间。基因与疾病设下了墙，环境与经历构成了门窗。而意志，则是在这些既定结构中，仍试图移动家具、改变光线、选择如何居住的那份能力。

因此，与其将“自由意志”理解为绝对的选择权，不如把它看作一种在限制中生成的回应力。在不可选择之中，仍然保有某种选择如何面对、如何诠释、如何行动的余地。

也许，人并非完全自由；但也未曾全然被决定。自由不在起点，而更像是在每一个已然受限的当下，在那些所剩无几的选择中，仍然有余裕允许一点点的突发奇想。

因此，家族遗传的三高、心脏及糖尿疾病让我无法随心所欲自由的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件事，让我耿耿于怀感叹：既然有这么多的不自由，我大概老到差不多就可以了。

睽违十四年的伊斯坦堡

2026年6月。

伊斯坦堡，土耳其。

第一次来伊斯坦堡，是二零一二年。

当时不知道哪根筋接错，突发奇想从荷兰北部的格罗宁根出发，挑战一路搭便车回马来西亚。后来因途经的几个国家签证迟迟办不下来，这个横跨欧亚大陆回家的计划，只好半途搁浅。

三个星期，三千多公里后，终于抵达伊斯坦堡。许多当地人听说我要继续往东搭便车，都露出担忧的神情，要我不要继续。于是，我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停留几天，便飞往加德满都，再从那里回到马来西亚。那条当年没走完的路，如今想来，大概这辈子也不会再去完成了。

回想那三四周从荷兰一路搭车来到土耳其，有时幸运得不可思议，前脚踉跄下车还没站稳，拇指一伸就立刻有车停下，后脚又雀跃蹬上。有时却磨人心智，某次等了五小时都没人愿意停下。记得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边境，天色已晚却迟迟等不到顺风车，只好在油站停车场边搭起帐篷过夜。还要频频回拒，同在加油站过夜卡车司机们，共度春宵的盛情邀约。

如今回头看，当时究竟何来的胆量和毅力，每天站在异国繁忙的公路旁，跳上陌生人的车，把自己的安全和命运暂时交给素未谋面的人。到了晚上，再透过“沙发冲浪”借宿陌生人家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分享餐桌和故事。我想，毕生的社交能量积蓄，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用光的吧？

十四年后的伊斯坦堡，依旧兀自美丽。而我，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。曾经执着于完成的梦想，如今看来并不一定非得有个结局。重返旧地最珍贵的，不在于重温风景，而是重新认识这些年走过不同风景，那些不同版本的自己。

二零一二年抵达这里时，我刚完成三千多公里的搭便车旅程，满脑子都是远方与未知。踌躇满志觉得人生是一条毫无悬念的路，只要一直往前走，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。

而今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，看着往来于欧亚两岸的渡轮感慨：有些旅程的意义，不在于走得多远，而在走得多深，以致它如何改变了你的生命轨迹。

（关于这些年搭了近一万公里便车的故事，可到旁边“hitchhike”标签下阅读。）